对《魏书》所记北魏开国史真实性的质疑

本文所讨论的北魏开国史，起自登国元年（公元386年)正月拓跋珪即代王位，讫于皇始三年（公元398年)七月自盛乐徙都平城。在这短短十三年中，拓跋珪经历了从拓跋复国运动的领导者到北魏王朝创建者的角色转变，开启了中国北方再次统一的历史进程。北魏开国史是拓跋早期历史与北魏平城时代两大历史时段的衔接之处，学者在考察这两大时段时常常会措意于此。比起拓跋早期史料稀少零散的状况，对北魏开国史的记录就丰富系统多了。这些记录集中见于《魏书》和《北史》，为治史者所熟知。不过，这一版本的北魏开国史却可能存在严重失实。

　　今天能看到的对北魏开国史的记载，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系统。其一，北魏国史系统。主要指《魏书》中昭成、道武两朝君臣纪传以及诸志所记国初史事。据田余庆先生研究，上述部分的史源可以追溯到道武帝朝的《代歌》和《代记》。《北史》对应部分主要沿袭《魏书》，亦可归为同一系统。其二，南朝史书系统。主要指《宋书·索虏传》《南齐书·魏虏传》。其三，《十六国春秋》系统。尽管《十六国春秋》原书已佚，但部分内容已被改写入《晋书·载记》。又经周一良先生比定，《魏书》卷九五至卷九九所记十六国及东晋宋齐梁史事，“是《魏国史》所未必详”，“十六国事大抵盖本于崔鸿《十六国春秋》也”。也就是说，《魏书》这一部分并非出自北魏国史系统，而是出自《十六国春秋》系统。此外，《资治通鉴》的相关记载系以《魏书》纪传为蓝本，参酌其他正史以及十六国旧史佚文而成。换言之，《资治通鉴》尽管综合了三个系统的史料，却沿袭了北魏国史系统的叙事框架。

　　清人钱大昕注意到《晋书·载记》的不同记载，特别是拓跋什翼犍被俘至长安的情节，他认为其事属实，“《魏史》讳而不言尔”。不过，钱大昕仅仅将其视作《魏书》的曲笔，并未对《魏书》的叙事框架提出质疑。最早质疑《魏书》所记北魏开国史真实性的是周一良先生。周先生在札记《崔浩国史之狱》中提出两点质疑。其一，对于前秦灭代的经过，《晋书·载记》的记载全不同于《魏书》，却能得到南朝史书的印证。周先生认为，《载记》及其所本《十六国春秋》所记属实，乃是拓跋鲜卑历史上的一段屈辱经历。什翼犍被俘并被送往长安，拓跋珪则因“执父不孝”而流徙蜀地。其二，关于拓跋珪的身世，《魏书》记载拓跋珪为遗腹子却又有同母弟，南朝史书与《晋书·载记》称拓跋珪为其祖父什翼犍之子。周先生认为，拓跋珪生父拓跋寔死后，祖父什翼犍收继儿媳贺兰氏及遗腹子拓跋珪，并与贺兰氏生子拓跋觚。李凭先生在《北魏平城时代》一书中，又对周先生的论点作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学界对于周、李二位先生的看法，全部接受者较少，部分接受者居多。关于拓跋珪的身世问题，多数学者赞同拓跋亮死后，拓跋珪母子曾被人收继。不过，究竟是谁收继了拓跋珪母子，有学者赞同周、李之说，认为是拓跋寔之父什翼犍；也有学者赞同唐长孺先生之说，认为是拓跋寔之弟拓跋翰。争议最大的当属前秦灭代的经过以及拓跋珪的早年经历问题，既有学者支持周、李之新说，也有学者仍旧遵从《魏书》提供的北魏开国史版本。李凭先生的《北魏平城时代》一书初版问世后不久，安介生、姚宏杰二位先生便相继撰文提出商榷意见。安、姚二文旨在捍卫《魏书》相关叙事的可靠性，对周、李之说提出责难，却未能正视南朝史书和《晋书·载记》的不同记载，仅将其视作对传闻的误记。

　　田余庆先生在《拓跋史探》一书中，用了颇多笔墨讨论北魏开国史的细节问题，这些讨论宏大深邃，富有启发意义。不过，田先生的论述仍有两点不能令人惬意。其一，田先生每每依据《魏书》立论，未能正面回应与其他史书记事的分歧。其二，对于拓跋珪复国之后的代国与后燕、独孤部的关系，田先生将后二者视作拓跋部的“外戚部族”。这一看法明显受到《魏书》以拓跋为中心的叙述模式的影响，甚至轻信了《魏书》中他国他部“遣使朝贡”的说辞。因而“外戚部族”之说，实难解释淝水之战后河北、代北各支政治势力的相互关系。张金龙先生在多卷本《北魏政治史》中，又对田说作进一步的丰富和展开，提供了一份相对完整的北魏开国史叙事。

　　随着学界对北魏开国史的探索日益深入，理清北魏开国史叙事的真实性问题不仅成为可能，更是一项亟需面对的课题。通过上文对学术史的简要回顾不难发现，还有若干问题未能得到完满解决。其一，先行研究大多仅依据单一史料系统立论，对其他系统的记事分歧置之不论，难免有自说自话之嫌，因而既不足以澄清史实，也不能对史料的价值作出恰当的评判。其二，周一良、李凭二位先生依据南朝史书和《晋书·载记》提出的北魏开国史版本，仅仅是对若干关节点的考辨，未能提供一份相对完整的叙事，还有不少细节空白有待填补。周、李二位先生之考辨，今天看来也不无需要订正之处。其三，多数讨论北魏开国史的学者对北魏劲敌后燕的情况不甚了解，因而不能正确把握拓跋复国运动和慕容复国运动的关系，也不能将北魏建国问题放在泗水之战后华北政治版图的重组及演变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以上三点，正是本文努力的方向。

　　一 拓跋珪身世问题的检讨  

　　据《魏书》记载，拓跋珪是昭成帝什翼犍的嫡长孙、献明帝亮仅有的遗腹子，生于昭成帝建国三十四年（公元371年)七月初七。拓跋珪的生母贺氏（贺兰氏)另有“少子”：“〔贺〕后少子秦王觚使于燕，慕容垂止之。”可知，在建国三十四年五月拓跋寔死后，贺氏曾改嫁他人。这是出于内亚游牧民族中流行的收继婚（Levirate Mariage)习俗。那么，又是谁收继了拓跋珪母子呢？贺氏的少子拓跋觚在《魏书》中被记作拓跋翰之子，拓跋翰是拓跋寔的同母弟。这也符合“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的习俗。不过，问题并非如此简单。

　　《魏书·宗室传》记载，拓跋翰有三子：仪、烈、觚。拓跋翰的卒年，《魏书》作建国十年，《北史》作建国十五年。案，昭成帝慕容皇后“生献明帝及秦明王〔翰〕”。昭成帝娶慕容皇后，在建国七年。无论秦王翰卒于建国十年还是建国十五年，其均只是孩童。中华书局标点本《北史》校勘记提出两点质疑。其一，“年龄不过数岁”的拓跋翰，“安能有仪、烈、觚三子”。其二，既然“秦王觚是献明皇后少子”，其出生必然晚于拓跋珪，时拓跋翰已亡故多年，“则觚岂能是其子”。因而，“此必有误”。至于误在何处，《北史》的点校者并未深究。本传称拓跋翰“年十五便请率骑征讨，帝壮之，使领二千骑，及长统兵，号令严信，周旋征讨，多有克捷”。推算起来，拓跋翰十五岁时，大约在建国二十四年以后。又言“及长”，那么拓跋翰的卒年极可能在建国三十年以后。史书明确记载，在建国三十九年前秦灭代之前，拓跋翰已经亡故。

　　最早尝试解答这一问题的是逯耀东先生。逯先生推测，建国三十四年拓跋寔死后，拓跋翰收继了拓跋珪母子，“其后两三年翰死”；拓跋翰与珪母贺氏又有二子，即仪与觚。他有两点依据：一是《魏书》记拓跋觚为拓跋翰之子，且为贺氏少子，可知拓跋翰收继了贺氏；二是《资治通鉴》记“〔拓跋〕仪，珪母弟，翰之子也”，则拓跋仪的情况与拓跋觚一样。不过，上述两点依据都不无可讨论之处。其一，《魏书》记拓跋觚为拓跋翰之子，其真实性已无从检验。史载拓跋翰还有一子拓跋烈，年龄介于仪与觚之间。那么，拓跋烈为何就不是贺氏之子呢？录文并未论及于此。其二，录文所引用的《资治通鉴》的文字，实为一段叙事的末尾一句，而这段叙事的原出处《魏书·卫王仪传》中恰恰没有这句话。也就是说，这句话是司马光等人加上的，可能只是宋人的一种看法，未必有何出处。此外，逯文推测“其后两三年翰死”亦不确。贺氏于建国三十四年七月生拓跋珪，其后两三年内怎么可能再生二子。那么，拓跋翰的卒年大约在建国三十八年前后。针对录先生所论，我们的看法是：其一，拓跋仪确为贺氏之子，拓跋烈则否（详下)；其二，拓跋仪、拓跋觚的生父究竟是不是秦王翰，这一点既难以证实也难以证伪。

　　唐长孺先生在撰写中华书局标点本《魏书》校勘记时也提供了一个思路。唐先生认为《魏书》《北史》所记的拓跋翰卒年有误，依据是本传中“年十五便请率骑征讨”与“及长统兵”的记载。对于拓跋觚的身世，唐先生信从《魏书·宗室传》的记载，认为拓跋觚“当是献明太子拓跋寔死后，贺氏收继为翰妻所生，拓跋寔死在建国三十四年，见《序纪》，则翰死必在其后，‘十’字上下当有脱字”。按照唐先生的思路，很自然会推测拓跋翰的卒年是建国三十五年，《魏书》和《北史》均有脱字。可即便如此，仍有难解之惑。其一，即使拓跋翰曾收继拓跋珪母子，在建国三十五年后拓跋珪母子将再次被人收继。其二，学者大多认同，除拓跋觚外，拓跋仪也是贺氏之子，那么在短短一年时间里，拓跋翰怎么可能和贺氏连生二子。或许正是出于上述考虑，唐先生非常审慎地提出“‘十’字上下当有脱字”后言尽于此。

　　周一良先生的解答又与唐、逯二位先生不同。周先生不相信《魏书》中拓跋仪是拓跋翰之子的记载，而是相信南朝史书中拓跋珪是什翼犍之子的记载，提出“《晋书》载记及沈约、萧子显之记述，皆以道武帝拓跋珪为什翼犍之子，完全不提献明帝拓跋寔事”，“颇疑什翼犍于其子献明帝寔死后，即以其子妇为妻，以其孙为子”。周先生推测，什翼犍在拓跋寔死后，收继儿媳贺氏及遗腹子拓跋珪，并与贺氏生子拓跋觚。周先生之说后经田余庆、李凭二位先生发扬，成为目前影响较大的一种观点。对于周说，李凭先生又有一点补充，他认为拓跋仪与拓跋烈也是什翼犍与贺氏所生、也就是说，《魏书·宗室传》所记载的拓跋翰三子，实则都是拓跋珪的同母弟，三子的生父是拓跋珪的祖父什翼犍。田余庆先生赞同李说、不过，周、李之说亦有可讨论的余地。

　　其一，我们认为，拓跋仪与拓跋觚为贺氏之子，拓跋烈则否。若此，则周先生漏举了拓跋仪，李先生多举了拓跋烈。我们有四点理由。一是《魏书》中多处提及贺氏携“太祖及卫秦二王”以及拓跋觚“少与兄仪从道武”，却从未提及拓跋烈。二是道武帝在攻克中山前后，封拓跋仪为卫王，追封拓跋觚为秦王，拓跋烈封王则晚至明元帝朝。三是拓跋仪、拓跋觚于道武帝朝未得善终，拓跋烈却活到了明元帝朝。四是在宗室排序中，拓跋烈不能与拓跋仪及其子嗣相比。例如道武帝生前，朱提王悦曾道：“一旦宫车晏驾，吾止避卫公，除此谁在吾前？”“卫公”即拓跋仪，自王降爵为公，他名义上是道武帝从弟，实为道武帝同母弟；拓跋悦是陈留王虔之子、道武帝从侄，时为宗师。在拓跋悦所认同的继承顺序中，拓跋仪居首，拓跋悦其次，并未涉及拓跋烈。又如明元帝永兴四年（公元412年)十一月，“赐宗室近属南阳王良已下至于组麻之亲布帛各有差”。拓跋良是拓跋仪之子。时拓跋烈尚在，宗室近属却以拓跋良居首，这也说明拓跋烈的血缘较拓跋仪疏远。要之，拓跋仪、拓跋觚皆为道武帝的同母弟。拓跋烈既然不是贺氏之子，那么他应当真是拓跋翰之子。

　　李凭先生在论证拓跋烈为贺氏之子时，用到如下记载、据《魏书》，拓跋珪晚年被次子拓跋绍弑杀，其后：

　　明日，宫门至日中不开。绍称诏召百僚于西宫端门前北面而立，绍从门扇间谓群臣曰：“我有父，亦有兄，公卿欲从谁也？”王公已下皆惊愕失色，莫有对者。良久，南平公长孙嵩曰：“从王。”群臣乃知宫车晏驾，而不审登遐之状。唯阴平公元烈哭泣而去。

　　《资治通鉴》将拓跋绍的话改为：“我有叔父，亦有兄，公卿欲从谁？”李凭先生认为“叔父”是对的，正是指拓跋烈（即阴平公元烈)，这恰好印证了拓跋烈是拓跋珪的同母弟。对此，罗新先生有一个别具新意的解释。罗先生认为，在拓跋绍的原话（鲜卑语)中“父”和“兄”都是复数形态。“我有父，亦有兄，公卿欲从谁也？”这句话其实是推举新可汗的仪式中的固定语。也就是说，拓跋绍用这句话宣布拓跋珪的死讯，并胁迫群臣拥立自己为新君。若此，则李凭先生的推论就难以成立了。

　　其二，我们认为，不能依据南朝史书和《晋书·载记》的记载断定拓跋珪是什翼犍之子。这里说的南朝史书是指《宋书·索虏传》和《南齐书·魏虏传》，其素材当来自于南朝使臣的报告及北魏降人的陈述。通常来说，这些敌国传闻之辞在细节上可能颇多舛误，但正因其无所避讳，故而对本朝国史的曲笔回护之处却有揭发之功。南朝史书对拓跋珪身世的记载，将再次印证这一点。先看《宋书》：

　　其后卢国内大乱，卢死，子又幼弱，部落分散。卢孙什翼键勇壮，众复附之，号上洛公，北有沙漠，南据阴山，众数十万。其后为苻坚所破，执还长安，后听北归。犍死，子开字涉珪代立。

　　再看《南齐书》：

　　猗卢孙什翼犍，字郁律旃，后还阴山为单于，领匈奴诸部。太元元年，苻坚遣伪并州刺史苻洛伐犍，破龙庭，禽犍还长安，为立宅，教犍书学。分其部党居云中等四郡，诸部主帅岁终入朝，并得见犍，差税诸部以给之。坚败，子圭，字涉圭，随舅慕容垂据中山，还领其部，后稍强盛。隆安元年，珪破慕容宝于中山，遂有并州，僭称魏，年号天赐。追谥犍烈祖文平皇帝。

　　上引二书都明确记载拓跋珪是什翼犍之子。不过细绎前后文不难发现，引文在细节上——特别是人物关系上，舛误颇多。例如，两段引文都误记什翼犍是穆帝猗卢之孙。据《魏书·序纪》，什翼犍是思帝之孙、平文帝之子，穆帝是思帝之兄；穆帝死后，其子孙与平文帝一系爆发了长达十余年的汗位之争，双方实为死敌。又如，《宋书》引文的后文记明元帝为道武帝次子，似将清河王绍误作长子，实则恰好相反。再如，《南齐书》记拓跋珪“追谥犍烈祖文平皇帝”，实则什翼犍为高祖昭成帝，什翼犍之父为太祖平文帝，烈祖是拓跋珪的庙号。此外，二书在记事上还有不确之处，兹不具论。至于二书对《魏书》曲笔回护之处的揭露，留待下文详论。要之，若仅据《宋书》《南齐书》立论，仍显单薄。

　　周一良先生还提到，《晋书·载记》也记拓跋珪为什翼犍之子，实则可能出于误读。周先生所依据的是这样一段记载：“〔涉〕翼犍战败，遁于弱水，苻洛逐之，势窘迫，退还阴山，其子翼圭缚父请降。”“〔苻〕坚以翼犍荒俗，未参仁义，令入太学习礼，以翼圭执父不孝，迁之于蜀。”周先生认为此“翼圭”即拓跋珪，并据此证明“拓跋珪为什翼犍之子”。其实，此处“翼圭”当指什翼犍庶长子寔君。据《北史》，“时苻洛等军犹在君子津”，“寔君以〔拓跋〕斤言为信，乃尽杀诸皇子，昭成亦暴崩，其夜，诸皇子妇及宫人奔告洛军”，“乃执寔君及斤，之长安”。《晋书·载记》与《北史》在三处关键细节上相吻合：一是什翼犍之子，二是以子叛父，三是被徙至长安。可知是对同一件事的不同记载。又据罗新先生研究，拓跋珪的鲜卑语本名有两种可能的形式，即i1qan或i1-qan，这也是什翼犍、拓跋寔君和拓跋寔的鲜卑语本名，寔君与翼圭是取自这一鲜卑语名字的不同音节。因此，《晋书·载记》中“缚父请降”后被“迁之于蜀”的“翼圭”并非拓跋珪，而是拓跋寔君。

　　其三，人类学研究显示，收继婚以同辈收继婚（娶兄嫂、弟媳)和晚辈收继婚（娶后母、婶)为主，长辈收继婚（娶儿媳、侄媳)是非常罕见的。按照一般的收继婚习俗，拓跋寔死后，寡妻贺氏当由他的兄弟收继，而非被其父什翼犍收继。

　　以上三点，是对周、李之说的检讨。其实，就连拓跋珪是否是献明帝寔的遗腹子，也是一桩悬案。据《魏书·太祖纪》，拓跋珪生于昭成帝建国三十四年七月七日。又据《魏书·序纪》，是年春献明帝寔负伤，五月亡故。看似并无疑窦。可是在北族风俗中，七月七日是个特殊日子，拓跋珪的生日恰好在这一天，很可能是他自我神化的结果。《魏书》《北史》记什翼犍死于建国三十九年十二月，《魏书》记“太祖年六岁”，《北史》作“道武年甫五岁”。假若拓跋珪生于建国三十四年七月，至此已经六岁有余。假若“道武年甫五岁”，则拓跋珪并非献明帝寔的遗腹子，生父当另有其人。问题的关键在于《北史》的文字是否可信。经前人考证，《魏书》该卷亡佚，系以《北史》《高氏小史》补入。那么不外乎两种可能：一是《魏书》作“六岁”，《北史》另有所据，改为“五岁”；二是《魏书》本作“五岁”，《北史》沿袭，后人在配补《魏书》时据帝纪改为“六岁”。无论哪一种情况，《北史》的记载都需要正视，不能轻易排除。此外，拓跋珪也不应是献明帝寔唯一的子嗣。拓跋寔生母慕容氏于建国七年六月来嫁，死于建国二十三年六月。拓跋寔是慕容氏长子，大约生于建国八九年，享年二十六七岁。《魏书》记拓跋寔仅有一子，于情理不合。

　　在此，我们对拓跋珪的身世问题略作小结。其一，拓跋珪之母贺氏曾嫁给献明帝寔，建国三十四年寔死后，贺氏被人收继。其二，贺氏生珪、仪、觚三子，仪和觚的生父难以确定，珪是否是献明帝寔的遗腹子也存疑。其三，拓跋珪所谓“嫡孙”“遗腹子”的名分，很可能是复国后清理历史、建构宗统的产物。下文还将指出，拓跋珪之所以复国成功，凭借的是母族贺兰部以及宗主国后燕的支持，而非什么“嫡孙”名分。

　　二 拓跋珪的早年经历与复国经过

　　昭成帝建国三十九年（公元376年)，代国为前秦所灭。“〔苻〕坚遂分〔代〕国民为二部，自河以西属之〔刘〕卫辰，自河以东属之刘库仁。”淝水之战后，前秦崩溃，拓跋珪乘机复国。登国元年（公元386年)正月，拓跋珪即代王位于牛川。从公元376年前秦灭代到公元386年拓跋复国，对于这十年间拓跋珪的经历，史书中有两类迥异的记载。一类记载出自北魏国史系统。按照《魏书》的记载，这十年间拓跋珪未曾离开过代北：

　　年六岁，昭成崩。苻坚遣将内侮，将迁帝于长安，既而获免，语在《燕凤传》。坚军既还，国众离散。坚使刘库仁、刘卫辰分摄国事。南部大人长孙嵩及元他等，尽将故民南依库仁，帝于是转幸独孤部。元年，葬昭成皇帝于金陵，营梓宫，木柹尽生成林。帝虽冲幼，而嶷然不群。库仁常谓其子曰：帝有高天下之志，兴复洪业，光扬祖宗者，必此主也。七年，冬十月，苻坚败于准南。是月，慕容文等杀库仁，库仁弟眷摄国部。八年，慕容玮弟冲僭立。姚苌自称大单于、万年秦王。慕容垂僭称燕王。九年，库仁子显杀眷而代之，乃将谋逆……帝乃阴结旧臣长孙犍、元他等。秋八月，乃幸贺兰部……登国元年春正月戊申，帝即代王位，郊天，建元，大会于牛川。

　　下文将结合《魏书》《北史》各传，对引文略作考辨。“昭成崩，诸部乖乱，献明后与道武及卫、秦二王依〔贺〕讷。会苻坚使刘库仁分摄国事，道武还居独孤。”拓跋珪的逃亡之途，可谓惊险万分。“苻洛之内侮也，〔贺〕后与道武及故臣吏避难北徙。俄而高车来抄掠，后乘车避贼而南。中路失辖，乃仰天曰：‘国家胤胄岂正尔绝灭也！惟神灵扶助。’遂驰，轮正不倾。行百余里，至七个（介)山南而得免难。”所谓“故臣吏”，是就什翼犍已死、代国已灭而言的。不过，上述记载在《魏书》中却似曾相识。例如，什翼犍“乃率国人避于阴山之北，高车杂种尽叛，四面寇钞”，“复度漠南”。又如，什翼犍“乃率诸部避难阴山，度漠北，高车四面寇抄，复度漠南”。雷同的记载分别出现在什翼犍生前和死后，不能不令人生疑。又，《魏书》暗示，贺氏母子自七介山逃奔贺兰部。“巧合”的是，九年后，拓跋珪兄弟再次自七介山逃奔贺兰部。

　　《太祖纪》又云，苻坚“将迁帝于长安，既而获免，语在《燕凤传》”。据《燕凤传》，苻坚采纳其两点建议：一是“分诸部为二”，分别由独孤部刘库仁、铁弗部刘卫辰统领；二是将拓跋珪留在代北，待其年长，“乃存而立之”。上述记载又是疑点重重。其一，燕凤是拓跋故臣，曾出使前秦，苻坚何以会对其言听计从？田余庆先生指出：“刘卫辰在河西朔方诸杂类（包括拓跋)中的统治地位，早在苻坚巡抚朔方之时就已确定了，灭代后苻坚命刘卫辰统领黄河以西的拓跋，只是沿袭已有的局面。”可知，前秦灭代后，不过是在黄河以东扶植独孤部取代拓跋部而已，很难说是出自燕凤的献策。其二，前秦主导的代北政治秩序维持了十年之久，即使在淝水之战后，独孤部仍然支持前秦。既然前秦的政策如此成功，又何须拥立拓跋珪？退一步讲，即使要拥立拓跋子弟，尚有什翼犍之子窟咄，又何须待拓跋珪长大？既然计划日后拥立拓跋珪，又为何将其留在代北，如此“奇货”难道不“可居”吗？

　　至于拓跋珪“转幸独孤部”的原因，《魏书》暗示与前秦对代北诸势力的处置有关。“会苻坚使刘库仁分摄国事，道武还居独孤。〔贺〕讷总摄东部为大人，迁居大宁，行其恩信，众多归之，侔于库仁。”田余庆先生指出，苻坚“用贺兰部力量扼守这条通向东部幽州地境的要道”，以制衡独孤部。“于是献明皇后携太祖及卫、秦二王自贺兰部来居焉，〔刘〕库仁尽忠奉事，不以兴废易节，抚纳离散，恩信甚彰。”《魏书》记载，拓跋珪此后长期生活在独孤部，直到公元385年八月重返贺兰部。对于这九年间拓跋珪的活动，《魏书》仅记“葬昭成皇帝于金陵”一事，此外别无所记，颇有掩饰什翼犍与拓跋珪的真实经历之嫌。

　　另一类记载出自南朝史书与《晋书·载记》。《宋书》：“〔什翼犍)其后为苻坚所破，执还长安，后听北归。犍死，子开字涉珪代立。”《南齐书》：“太元元年，苻坚遣伪并州刺史苻洛伐犍，破龙庭，禽犍还长安，为立宅，教犍书学。分其部党居云中等四郡，诸部主帅岁终入朝，并得见犍，差税诸部以给之。”上述记载又能在《晋书·载记》中得到参证：

　　〔涉〕翼犍战败，遁于弱水。苻洛逐之，势窘迫，退还阴山。其子翼圭缚父请降……〔苻〕坚以翼犍荒俗，未参仁义，令入太学习礼，以翼圭执父不孝，迁之于蜀。散其部落于汉鄣边故地，立尉、监行事，官僚领押，课之治业营生，三五取丁，优复三年无税租。其渠帅岁终令朝献，出入行来为之制限。

　　引文后文又载苻坚至太学与什翼犍的一段对话。《宋书》《南齐书》《晋书》皆记什翼犍被俘至长安。《宋书》记载简略，且云什翼犍后得北返，似不可取。《南齐书》与《晋书》所记苻坚对什翼犍的安置以及对拓跋部的处置，尤其可相印证。上述内容在《魏书》中亦有旁证。例如，《魏书》记寔君弑父与《晋书》记翼圭执父，实为对同一件事的不同记载。又如，《魏书》记什翼犍之子窟咄被“逼徙长安，苻坚礼之，教以书学”，可与《南齐书》之“教犍书学”、《晋书·载记》之什翼犍“入太学习礼”事相参证。此外，《晋书·孝武帝纪》：“〔太元元年〕十二月，苻坚使其将苻洛攻代，执代王涉翼犍。”《孝武帝纪》的史源可以追溯到东晋时的某一种编年史，但这处记载也有可能抄自《载记》。

　　《晋书·载记》的史源是北魏崔鸿所撰《十六国春秋》。《魏书》载，崔鸿以诸国“各有国书，未有统一”，“乃撰为《十六国春秋》，勒成百卷，因其旧记，时有增损褒贬焉”。崔鸿自云：“稽以长历，考诸旧志，删正差谬，定为实录。”《十六国春秋》的史源是“诸国旧史”（见崔鸿上书表)。宣武帝命崔鸿呈书，“鸿以其书有与国初相涉，言多失体，且既未讫，迄不奏闻”。直到孝明帝正光年间（公元520—525年)，崔鸿“以其伯〔崔〕光贵重当朝，知时人未能发明其事，乃颇相传读，亦以光故，执事者遂不论之”。我们认为，十六国史事之中.与国初相涉，而又触犯禁忌者，莫过于前秦俘虏什翼犍、拓跋珪之事。崔鸿曾任北魏史臣，受命“修高祖、世宗《起居注》”“修缉国史”，可以方便地查阅国史。《十六国春秋》中“与国初相涉”之处却不取北魏国史，孰真孰伪显而易见。

　　不仅《十六国春秋》的史源是“诸国旧史”，就连北魏国史“与国初相涉”的部分，史源其实也是“诸国旧史”。《隋书·经籍志》：

　　自晋永嘉之乱，皇纲失驭，九州君长，据有中原者甚众。或推奉正朔，或假名窃号，然其君臣忠义之节，经国字民之务，盖亦勤矣。而当时臣子，亦各记录。后魏克平诸国，据有嵩、华，始命司徒崔浩，博采旧闻，缀述国史。诸国记注，尽集秘阁。尔朱之乱，并皆散亡。今举其见在，谓之霸史。

　　尽管崔浩“缀述国史”时所用的十六国旧史，并不能直接等同于后来崔鸿所据的“国书”“旧记”，但它们应当有共同的史源。通常认为，崔浩身死而其书未废，《魏书》的相关部分即承袭自崔浩《国书》。可是，分别承袭崔浩、崔鸿之书的《魏书》和《晋书·载记》，对于国初史事的记载却大相径庭。究竟是谁在伪造掩饰，不是很清楚吗？

　　《南齐书》：“〔苻〕坚败，〔什翼犍〕子圭，字涉圭，随舅慕容垂据中山，还领其部，后稍强盛、”拓跋珪显然也被俘至长安、又，什翼犍娶慕容垂姐妹，引文误记拓跋珪为什翼犍之子，故而与慕容垂为舅甥、泗水之战后，丁零翟斌起兵反秦，部分被徙至关中的故燕势力加入，共同推奉慕容垂为盟主、拓跋珪可能是跟随自关中东归的故燕势力加入慕容垂集团的。这样我们就能理解，登国三年（公元388年)拓跋珪派拓跋仪出使后燕时，慕容垂为何会“问仪道武不自来之意”。慕容垂与拓跋珪本就是君臣关系。

　　拓跋珪返回代北的时机，又与华北政治形势的消长密切相关、本文所讨论的华北包括河北与代北两大区域、河北是华北的中心区域、代北的各支政治势力相对弱小，既受制于周边各大势力，又被卷入到河北的政治冲突中、泗水之战后，华北各支政治势力结成阵营的分野可以概括为“秦燕之争”。这是前燕、前秦以及后燕对华北政治秩序多次改造的结果。概言之，前秦对河北（慕容)及代北（拓跋)的征服和处置，重塑了华北政治版图、具体到代北地区，前秦在黄河以东扶植独孤部取代拓跋部，又在黄河以西扶植铁弗部，使其与独孤部相互制衡。独孤部和铁弗部是前秦时代华北政治秩序的受益者，也是这一秩序的捍卫者。淝水之战后，在河北有慕容复国运动，在代北有拓跋复国运动，二者正是挑战前秦时代的政治版图，试图恢复旧有的政治版图。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代北的独孤部被卷入到河北的政治冲突之中，河北的慕容垂将自己扶植的代理人派到了代北，这个代理人正是拓跋珪。

　　淝水之战后，慕容垂举起复国大旗，前秦在河北的统治岌岌可危、公元384年，独孤部刘库仁发兵助秦，小胜之后复将大举。这一年冬天，在慕容旧臣的煽动下，独孤部发生暴乱，刘库仁被杀，其弟刘眷“继摄国事”、其后，刘库仁之子刘显“杀眷而代立”。失去独孤部的支援，前秦在河北的战局急转直下。公元385年春夏，幽、冀二州的前秦军队相继西撤。慕容垂在控制河北后，有意在代北扶植一支亲燕势力。约在公元385年夏，慕容垂派拓跋珪返回代北，重整旧部。这就是《南齐书》所记载的拓跋珪“随舅慕容垂据中山，还领其部”之事。

　　拓跋珪在独孤部“阴结旧臣长孙犍、元他等”，险些招致杀身之祸。“刘显谋害太祖，梁眷知其谋，潜使〔奚〕牧与穆崇至七介山以告。”拓跋珪之母贺氏命诸子逃奔贺兰部，独自留下与刘显周旋。史载，李栗“初随太祖幸贺兰部，在元从二十一人中”。“元从”是说这二十一人是最早跟随拓跋珪的一批人，具体来说是跟随拓跋珪自独孤部逃往贺兰部之人。这也显示，这些人其实是拓跋珪新近收罗的。“道武得至贺兰部，群情未甚归附，〔贺〕后从弟外朝大人悦举部随从，供奉尽礼。”拓跋珪又得到贺兰部首领贺讷的支持：

　　后刘显之谋逆，太祖闻之，轻骑北归〔贺〕讷。讷见太祖，惊喜拜曰：“官家复国之后，当念老臣。”太祖笑答曰：“诚如舅言，要不忘也。”讷中弟染干粗暴，忌太祖，常图为逆，每为皇姑辽西公主拥护，故染干不得肆其祸心。于是诸部大人请讷兄弟求举太祖为主。染干曰：“在我国中，何得尔也!”讷曰：“帝，大国之世孙，兴复先业，于我国中之福、常（当)相持奖，立继统勋，汝尚异议，岂是臣节!”遂与诸人劝进，太祖登代王位于牛川。

　　登国元年（公元386年)正月，拓跋珪“即代王位，郊天，建元，大会于牛川，复以长孙嵩为南部大人，以叔孙普洛为北部大人班爵叙勋各有差”。“太祖登国元年，即代王位于牛川，西向设祭，告天成礼。”罗新先生指出：“登国元年的大典其实就是称可汗。”前田正名先生认为，牛川可能是白道岭与善无之间的一条河流。二月，拓跋珪至盛乐。三月，“刘显自善无南走马邑，其族奴真率所部来降”。“会刘显部乱，〔贺后〕始得亡归。”

　　贺兰部拥立拓跋珪，不过是将其作为与独孤部争夺代北的筹码。贺兰与独孤，本是拓跋部落联盟的成员。前秦灭代后，以独孤部统领黄河以东的拓跋旧部，又将阴山以北的贺兰部徙至大宁。田余庆先生指出，前秦用贺兰部扼守代谷，以“监护”独孤部。大约在刘库仁死后，前秦主导的代北政治秩序濒于崩溃，贺兰部得以返回阴山以北。其后，贺兰部又南下与独孤部争夺代北的主导权。公元385年，“〔刘〕眷又破贺兰部于善无，又击蠕蠕别帅肺渥于意亲山，破之”。善无是独孤部的重心所在，意亲山（又作意辛山)则是贺兰部的活动地域。公元386年春，贺兰部再度南下，拥立拓跋珪为代王，迫使“刘显自善无南走马邑，其族奴真率所部来降”。“奴真兄犍，先居贺兰部，至是奴真请召犍而让部焉。”其后贺兰部招引刘犍，刘奴真杀刘犍，“徙部来奔太祖”。尔后，拓跋珪迎来了一个与他争夺拓跋复国运动领导权的对手，这个人就是什翼犍之子拓跋窟咄：

　　初，帝叔父窟咄为苻坚徙于长安，因随慕容永，永以为新兴太守。〔登国元年〕八月，刘显遣弟亢泥迎窟咄，以兵随之，来逼南境。于是诸部骚动，人心顾望。帝左右于桓等，与诸部人谋为逆以应之。事泄，诛造谋者五人，余悉不问。帝虑内难，乃北踰阴山，幸贺兰部，阻山为固。遣行人安同、长孙贺使于慕容垂以征师。垂遣使朝贡，并令其子贺驎帅步骑以随同等。冬十月，贺驎军未至而寇已前逼，于是北部大人叔孙普洛等十三人及诸乌丸亡奔卫辰。帝自弩山迁幸牛川，屯于延水南，出代谷，会贺驎于高柳，大破窟咄。窟咄奔卫辰，卫辰杀之。帝悉收其众。

　　慕容永以窟咄驻新兴，显然也有窥伺代北之意。不过，慕容永初至长子，立足未稳，尚无力插手代北事务，窟咄遂与独孤部结合。独孤部拥立窟咄，“于是诸部骚动，人心顾望”，“帝虑内难，乃北逾阴山，幸贺兰部”。可是贺兰部亦不足恃。“〔贺〕后弟染干忌道武之得人心，举兵围逼行宫，后出谓染干曰：‘汝等今安所置我，而欲杀吾子也？，染干惭而去。”由“行宫”可知，时贺氏母子托庇于贺兰部。其后，“贺染干阴怀异端，乃为窟咄来侵北部”，“于是北部大人叔孙普洛节及诸乌丸亡奔〔刘〕卫辰。”面对独孤、贺兰二部南北夹击，拓跋珪形势危殆，所幸后燕救至，才反败为胜。登国二年（公元387年)六月，拓跋珪会合后燕，破刘显于马邑。刘显逃奔西燕，“部众悉降于〔慕容〕麟，麟徙之中山”。拓跋窟咄与拓跋珪之争，背后是独孤部与后燕之争，亦可视为秦燕之争。独孤部战败被徙，标志着前秦势力彻底退出代北。

　　登国四、五年间，拓跋珪在后燕的支持下征服阴山以北诸部。登国五年七月，后燕、拓跋联军于意辛山击败贺兰部，并将其强制迁徙到上谷一带。按照《魏书》的记载，贺讷向拓跋珪投降，“遂徙讷部落及诸弟，处之东界，讷又通于慕容垂，垂以讷为归善王”。此处显系曲笔，击败并迁徙贺兰部的实为后燕。登国六年春，贺兰部又生内乱，贺讷、贺染干兄弟相攻，后燕分遣慕容麟、兰汗率兵击之。

　　六月，甲辰，燕赵王麟破贺讷于赤城，禽之，降其部落数万。燕主垂命麟归讷部落，徙染干于中山。麟归，言于垂曰：“臣观拓跋珪举动，终为国患，不若摄之还朝，使其弟监国事。”垂不从。

　　《魏书》称“道武遣师救讷，麟乃引退”，曲笔而已，实为拓跋珪派兵协助燕军。这段引文有两处值得注意。一是后燕在击破贺染干、贺讷之后，只迁徙贺染干部，却，归讷部落”。结合《魏书》中贺讷入国的记录可知，其实是后燕把贺讷部划给了拓跋珪。二是慕容麟看出了拓跋珪不会甘心居于人下，因此建议“摄之还朝，使其弟监国事”。“摄之还朝”一语，印证了慕容垂与拓跋珪的君臣关系。

　　后燕与拓跋关系的转折点在登国六年七月。“慕容垂止元觚而求名马，帝绝之，乃遣使于慕容永。”觚是拓跋珪的同母弟，于上年八月出使后燕。《魏书》把责任推给后燕一方：“〔慕容〕垂末年，政在群下，遂止觚以求赂。”这并非历史真相。六月，慕容垂不从慕容麟之策，而后乃有“止元觚而求名马”之事。相关细节已不得而知，但应与慕容、拓跋的君臣名分有关。拓跋觚被扣留时，距离他出使近十个月。在这十个月中，拓跋觚的身份已经介于使节与人质之间了。这说明在登国五年八月拓跋珪坐大之后，开始表现出政治野心，因而慕容麟才会说“臣观拓跋珪举动，终为国患”。故而历史的真相是，拓跋珪在后燕的扶植下扫平了代北的竞争对手后，又背弃后燕，转与后燕的死敌西燕结盟。

　　登国六年冬，拓跋珪击败河套地区的铁弗部，“自河已南，诸部悉平”。登国十年冬，又于参合陂击败后燕主力。登国十一年七月，拓跋珪“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跸，于是改元〔皇始〕”。次月，对后燕用兵，于皇始三年（公元398年)初占领河北。

　　慕容垂不遗余力地帮助拓跋珪扫除对手，终使后者坐大反噬。元人胡三省说：“史言燕为魏驱除。”胡三省没有看出秦燕之争的分野，也没有看到慕容垂和拓跋珪的君臣关系，因而不能理解慕容复国运动与拓跋复国运动的关系。拓跋复国运动是从慕容复国运动中派生出来的，是慕容垂重建华北政治秩序的一部分。拓跋珪是慕容垂的代理人，也是代北地区唯一的亲燕势力，这是慕容垂不遗余力施以援手的深层原因。

　　三 拓跋珪对北魏开国史的重构

　　拓跋珪在建立帝业后，对北魏开国史乃至拓跋早期历史做过一番清理。据田余庆先生研究，邓渊编定的《代歌》与《代记》就是此番清理历史的产物，这些内容后来又被崔浩国史和《魏书》所承袭。也就是说，北魏国史系统的拓跋早期历史以及北魏开国史，经过了拓跋珪的重构。拓跋珪清理历史的意图不仅是要论证北魏王朝的合法性，更是要掩饰其屈辱挫折的早年经历。下文将从《魏书》的曲笔出发，对拓跋珪的部分重构予以揭露。《魏书》中关于北魏开国史的曲笔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拓跋珪身世和早年经历的掩饰，另一类是对其创业历程的粉饰。

　　《魏书》对许谦的记载，即属于第一类曲笔。《魏书》：“昭成崩后，〔许〕谦徙长安。苻坚从弟行唐公洛镇和龙，请谦之镇。未几，以继母老辞还。登国初，遂归太祖。太祖悦，以为右司马，与张衮等参赞初基。”《资治通鉴》亦载：拓跋珪即代王位，“以上谷张衮为左长史，许谦为右司马”。不过，上述记载很值得怀疑。《魏书》：“上谷侯岌、张衮、代郡许谦等有名于时，学博今古，初来入国，闻〔拓跋〕仪待士，先就仪。仪并礼之，共谈当世之务，指画山河，分别城邑，成败要害，造次备举。谦等叹服，相谓曰：‘平原公有大才不世之略，吾等当附其尾。’”案，拓跋仪于登国初年封九原公，三年九月出使后燕，使还改封平原公；六年十一月讨平刘卫辰，九年三月屯田五原以备后燕，其间徙封东平公。从许谦称拓跋仪为平原公可知，许谦人国当不早于登国三年九月。又据《资治通鉴》，公元387年，“燕上谷人王敏杀太守封戢，代郡人许谦逐太守贾闰，各以郡附刘显”；“燕赵王麟讨王敏于上谷，斩之”；公元388年，“燕赵王麟击许谦，破之，谦奔西燕”。显然，许谦绝不可能在登国初年出任拓跋珪的右司马。以许谦为代表的代谷迤东势力支持独孤部，反抗后燕。换言之，在秦燕之争的分野中，他们属于“秦”这一边。许谦之所以在兵败后投奔西燕而非北魏，正是因为拓跋珪本出自慕容垂系统。直到公元394年后燕灭西燕，许谦别无去处，始入北魏。许谦曾仕什翼犍，却不愿仕拓跋珪，这一点殊堪玩味。《魏书》之所以要隐瞒许谦的真实经历，正是因其曲折地反映出拓跋珪的早年经历。

　　拓跋珪称帝后，对其早年经历颇讳言之。《魏书》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太祖遣〔贺〕狄干致马千匹，结婚于姚苌，会苌死〔姚〕兴立，因止狄干而绝婚……兴乃遣使，请以骏马千匹赎〔狄〕伯支而遣狄干还……狄干在长安幽闭，因习读书史，通《论语》、《尚书》诸经，举止风流，有似儒者。初，太祖普封功臣，狄干虽为姚兴所留，遥赐爵襄武侯，加秦兵将军。及狄干至，太祖见其言语衣服，有类羌俗，以为慕而习之，故忿焉，既而杀之。弟归，亦刚直方雅，与狄干俱死。

　　据《晋书·孝武帝纪》，姚苌死于公元393年10月。狄伯支返回长安在公元407年，即北魏天赐四年。贺狄干是拓跋复国的元勋之一，于登国初年任北部大人。即使在他被后秦扣留期间，拓跋珪在普封功臣时仍未将他忘记。十四年后，贺狄干终于北还，拓跋珪却因其“有类羌俗”，“故忿焉，既而杀之”，甚至株连其弟。多数学者认同，所谓“羌俗”实为“汉俗”，也就是汉文化。

　　有学者据此认为：“拓跋珪自觉或不自觉地又对汉文化保持一种防范的态度。”这一论断不仅在《魏书》中找不到旁证，反而有大量反证。首先，拓跋珪并未对汉文化表示出反感，相反，他很重视汲取汉文化为其所用，亲近儒生，也任用儒生。汉人崔宏（字玄伯)执掌行政中枢，“如令仆统事，深为太祖所任”。拓跋珪曾多次向崔宏询问古今旧事、王者制度、治世之则，又命崔宏为他讲解《汉书》。正如学者所论，天兴初年（公元398—404年)的制度建设带有浓厚的儒学色彩。甚至在拓跋珪晚年创立子贵母死之制时，还特地引用汉武帝赐死钩弋夫人的故事作为依据。其次，拓跋珪致力于推动代入学习汉文化。天兴二年三月，“初令《五经》群书各置博士，增国子太学生员三千人”。学生之中当有不少代人。明元帝泰常三年（公元418年)崔宏死后，接替他执掌行政中枢的是一群代人，包括刘洁、古弼、张黎、元婴文等。这些代人显然具备了相当程度的汉文化修养，似与拓跋珪办学之举有关。此外，《魏书》记拓跋珪同母弟拓跋觚在被后燕扣留期间，“因留心学业，诵读经书数十万言，〔慕容〕垂国人咸称重之”。这一记载的史源当是邓渊的《代记》。《代记》对拓跋觚的描写显然是在称赞他，这也说明拓跋珪对鲜卑族人沾慕儒学的现象不仅不反感，反而十分鼓励。

　　故而我们认为，贺狄干之所以被杀和他倾慕汉文化无关，问题出在他的长安经历上。后秦君臣大多曾北面事苻坚，他们不仅知道前秦灭代的真相，甚至还与拓跋旧贵族同朝为臣，可能了解不少旧事秘辛。贺狄干在长安十四年，对此必定多有耳闻。上述诸事显然与拓跋珪钦定的历史叙事大相径庭，故而要杀贺狄干兄弟以灭口。

　　姚大力先生指出：“道武帝拓跋珪一朝，是北魏政权重构拓跋先世史的关键时期。”对于拓跋先世史与中原古史言说系统的“嫁接”问题，姚先生已有精辟的阐述，此不赘言。下文仅就《魏书·序纪》与《桓帝碑》，简述拓跋珪出于现实政治需要而对拓跋君长传承世系的清理。

　　天兴元年（公元398年)十二月，“追尊成帝已下及后号谥”，又“诏百司议定行次，尚书崔玄伯等奏从土德”。隋代魏澹云：“魏氏平文以前，部落之君长耳，太祖远追二十八帝，并极崇高。”《魏书·序纪》所记拓跋君长的传承世系，就是拓跋珪“远追二十八帝”的产物。在追尊帝后的同时议定德运为土德，这也显示《序纪》所记拓跋为黄帝后嗣之说恰形成于此时。

　　就在追尊帝后的前后，北魏摹仿华夏制度营建宗庙。天兴庙制以神元帝力微为始祖，平文帝郁律为太祖。天兴二年“冬十月，平文、昭成、献明庙成”，“又立神元、思帝、平文、昭成、献明五帝庙于宫中”，“又于云中及盛乐神元旧都祀神元以下七帝”。据楼劲先生研究，天兴庙制中的太庙有神元、平文、昭成、献明四庙；云中及盛乐所立七庙，是在宫中五帝庙的基础上加上文帝沙漠汗和烈帝翳槐。天兴庙制与《序纪》所记神元帝以下的帝系有一点很大的不同，在于天兴庙制体现的是从神元帝力微到道武帝拓跋珪的世系传承，而《序纪》所记的帝系则多出了桓帝猗㐌、穆帝猗卢、惠帝贺傉、炀帝纥纳。据《序纪》记载，桓帝、穆帝、思帝都是文帝沙漠汗之子，惠帝、炀帝是桓帝之子。桓帝一系是思帝、平文帝一系的死敌，后二人正是拓跋珪的高祖和曾祖。关于拓跋两系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田余庆先生做了精彩的钩沉发覆。值得追问的是，拓跋珪为何要给自己先祖的死敌追尊帝号呢？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拓跋珪出于对某种历史事实的承认，或者出于完整叙述拓跋早期历史的需要。这种看法尽管不无道理，却仍不够绵密。首先，叙事完整并不等于要追尊帝号，大可只称其名，就像对桓帝之子普根那样。其次，《序纪》对桓、穆二帝的记载不仅叙事完整，而且非常详细，显然要表达某种立场。正如楼劲先生所论，这些内容当来自邓渊的《代记》，“从中足见天兴君臣对这两位旁支杰出人物的重视”。拓跋珪之所以重视桓、穆二帝，是因为拓跋部向南发展的基础是桓、穆时奠定的，这也恰是拓跋珪正在进行的事业。也就是说，追尊桓、穆二帝意味着北魏在迁都平城之后仍然要保持“图南”的态势。对此，田余庆、楼劲二位先生都有申说，兹不赘述。

　　问题看似得到了完满的解答，实则尚未。桓帝猗伍并未做过拓跋部的可汗，这一点田、楼二位先生未曾措意。据《序纪》记载，思帝死后，“国分为三部”，叔父昭帝居于东部，异母兄桓、穆二帝分居中部、西部。《序纪》记事以昭帝为纲纪，可知在多汗制下，昭帝是拓跋部的大可汗，桓、穆二帝只是小可汗。桓帝先死，其子普根继为中部的小可汗。昭帝死后，穆帝“总摄三部，以为一统”，成为拓跋部的大可汗。也就是说，桓帝从未做过拓跋部的大可汗，本没有资格进入帝系。那么，会不会因为拓跋珪看重西晋对桓帝的册封呢？桓帝生前，西晋曾假授大单于、金印紫绶。不过，由于魏晋王朝对单于的滥授，使得单于之号不仅贬值，而且变质，“不再具备草原政治文化的基本精神”。反观穆帝，在继任拓跋部大可汗之后，先后被西晋封为代公、代王。代国的国号和基业，正是在此时奠定的。也就是说，即使不看北族的可汗号，单看中原王朝的封号，桓帝也远不能和穆帝相比。更何况，桓帝一系又是拓跋大宗平文帝一系的死敌。拓跋珪为什么一定要追尊桓帝，将其纳入帝系呢？

　　我们认为，这可能与拓跋珪有意掩饰收继婚的旧俗有关。田余庆先生揭示，桓帝死后，其妻祁氏被同母弟穆帝收继，穆帝又与祁氏生子惠帝、炀帝。穆帝后为长子六修所杀，桓帝与祁氏之子普根又杀六修。普根之所以被推举为拓跋可汗，既是依靠生母祁氏的扶持，也是凭借穆帝继子的身份。可是，这样的历史叙事就难免会暴露出穆帝收继寡嫂之事。于是，拓跋珪将桓帝纳入帝系，并将惠、炀二帝归为桓帝之子，这样既解释了普根、惠帝、炀帝的法统来源，又掩盖了收继婚的旧俗。从这个意义上讲，拓跋珪追尊桓帝与追尊献明帝实为异曲同工。

　　《魏书》记载，“桓帝崩后，〔卫〕操立碑于大形城南，以颂功德”，“时晋光熙元年秋”，即公元306年秋。又云：“皇兴初，雍州别驾雁门段荣于大形掘得此碑，文虽非丽，事宜载焉，故录于传。”不过，这也只能说明确有其碑，而不足以证明碑文确系卫操所作。碑文起首云“魏轩辕之苗裔”，又有“非桓天挺”一语。清人钱大昕认为：“碑文古质可诵，中多韵语，极似汉碑，惜为史臣改窜，失其本真。”“考其时未有魏号，以文义度之，当云鲜卑拓跋氏也。”“碑为猗伍而立，必书晋所授官爵及猗伍、猗卢二人名，篇内称‘桓穆二帝’，亦史臣所改。”章太炎先生认为：“颂词淳古，非魏收所能作伪，然其间亦有改窜。既云‘奉承晋皇’及平北将军‘驰奉檄书’，而又比以‘桓文匡佐’、‘载美晋书’，则不得加以帝号明矣。所云‘惟公远略’、‘感公之言’，则碑铭显著，而伯起不能删改者也。”要之，钱、章二位先生认为碑文可信，但经史臣“改窜”。吕思勉先生则认为，拓跋氏将祖先追溯至黄帝的时间不可能早在西晋，应当在道武帝议定土德之时，可谓独具慧眼。上文述及，拓跋珪在追尊帝后的同时议定德运为土德，事在天兴元年十二月。北魏初年定为土德的依据，是西晋、后赵、前燕、前秦、北魏的历运行次。从逻辑上讲，议定土德在前，追祖黄帝在后。故而我们断定，托名卫操所作的《桓帝碑》正是拓跋珪清理历史时伪造的。

　　《魏书》中有关议定国号的记载，可能也是拓跋珪清理历史的产物。《魏书·太祖纪》：登国元年（公元386年)正月，拓跋珪即代王位；同年四月，“改称魏王”；皇始三年（公元398年)六月，“诏有司议定国号”，群臣多主张“以代为号”，拓跋珪最终决定“宜仍先号，以为魏焉”。所谓“先号”，指的是登国元年四月改称魏王之事。学者大多对上述记载深信不疑。但令人费解的是，拓跋珪在登国元年为何要由代王改称魏王呢？既然登国元年已经“改代曰魏”，又何以十二年后仍然国号未定呢？

　　对此，田余庆先生的解释是：“拓跋珪其所以在此时匆忙改称魏王，意在表示代地魏地都应当由他统辖。”又云：“邺是魏地的重心所在，而河东也是旧魏地。〔拓跋珪、慕容垂、慕容永〕三足鼎立，都谋求并、幽、冀区域的统治权。”田先生之说，不无可讨论的余地。上文已经指出，拓跋珪是慕容垂在代北地区扶植的代理人，所谓“三足鼎立”之说实不可取。再看登国初年的代北形势：元年正月，拓跋珪即代王位（可汗位)；三月，刘显南走马邑；五月，侯辰、代题叛珪而走；八月，刘显迎窟咄，以兵随之；十一月，后燕救至，大破窟咄；次年六月，拓跋珪会合后燕，破刘显于马邑。可知，登国元年四月时，拓跋珪在代北尚未站稳脚跟，更遑论“谋求并、幽、冀区域的统治权”。

　　佐藤贤先生又提出一种新解。他认为，登国元年四月拓跋珪之所以改称魏王，是为了与独孤、铁弗二部争夺代北地区的霸权。独孤、铁弗二部都出自匈奴，而匈奴人刘渊曾建立汉国，因而匈奴即等同于汉。拓跋珪以魏为国号，正是要在代北地区再来一次汉魏革命。不过，佐藤先生之说似有未达之处。首先值得怀疑的是，此时代北地区诸人群是否了解华夏的五德终始之说，甚至是否了解在华夏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一次汉魏革命。如若不然，那么这种名号改易又有何意义？其次，五德终始说的关键不在于国号之兴替，而在于德运之转移。可是，《魏书》记载十二年后北魏才确定德运为土德。脱离了德运，“魏”又如何取代“汉”呢？

　　综上，我们认为，所谓登国元年四月拓跋珪改称魏王之事根本就是子虚乌有。拓跋珪之所以要伪造出这件事来，是为了使皇始三年改代为魏之事看起来不那么突然、被动。

　　皇始三年六月，拓跋珪之所以“诏有司议定国号”，其实是为了应对东晋：

　　天兴初，姚兴侵司马德宗襄阳戍，戍将郗恢驰使乞师于常山王遵，遵以闻。太祖诏〔崔〕逞与张衮为遵书以答。初，恢与遵书云，“贤兄虎步中原”，太祖以言悖君臣之体，敕逞、衮亦贬其主号以报之。逞、衮乃云“贵主”。太祖怒曰：“使汝贬其主以答，乃称贵主，何若贤兄也!”遂赐死。

　　时司马德宗遣使来朝，太祖将报之，诏有司博议国号。〔崔〕玄伯议曰：“…….国家虽统北方广漠之土，逮于陛下，应运龙飞，虽曰旧邦，受命惟新，是以登国之初，改代曰魏。又慕容永亦奉进魏土。夫‘魏’者大名，神州之上国，斯乃革命之征验，利见之玄符也。臣愚以为宜号为魏。”太祖从之。于是四方宾王之贡，咸称大魏矣。

　　案，皇始三年十二月，改元天兴。何德章先生已经指出，上述两段史料所谈论的是同一件事，也正是拓跋珪议国号的背景。崔宏所谓“司马德宗遣使来朝”，其实是东晋疆臣鄱恢向北魏疆臣拓跋遵求援。拓跋遵不敢擅自做主，将书信送至盛乐，交给拓跋珪处理。拓跋珪为何要改国号为魏呢？何先生认为：“以‘魏’为国号报书于晋，等于宣称：北魏政权才是曹魏政权的合法继承者，而僭取‘魏’的晋政权是非法的。改国号为魏，实际上使拓跋政权卷入了一场旨在争取汉族士大夫的正朔之争。”也就是说，北魏的国号来自于曹魏，之所以要借用曹魏的国号，是为了压过司马氏政权一头，并争取汉族士大夫的支持。何先生又提出，既然北魏使用曹魏的国号，那么德运也要和曹魏一致，这才是北魏初年定为土德的真实原因。

　　我们不能赞同何先生之说。首先，上文述及，北魏初年定为土德的依据，是西晋、后赵、前燕、前秦、北魏的历运行次。可知北魏并未否定西晋的正统地位，也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北魏的国号和德运都来自曹魏。其次，五德终始之说的关键在于德运（天命)的转移，因而表现为后胜于前，难以想象有人会用一个灭亡了一百三十余年的王朝的德运来压制代之而兴的王朝的德运。再次，果如何先生所说，北魏在皇始三年六月确定使用曹魏的国号和德运，那么为何又要在半年之后“诏百司议定行次”呢？这反而显示定国号和定德运是两码事。因此，无论是从史料上看，还是从逻辑上看，何先生之说都有可议之处。

　　我们认为，拓跋珪以“魏”为国号，意在向东晋宣示他建立了可与东晋相匹敌的帝业以及他才是河北的主人。我们先从崔逞因“答书不允”而被赐死之事说起。拓跋珪因何震怒呢？起因是晋臣郗恢的移书中有“贤兄虎步中原”一语，“太祖以言悖君臣之体”。拓跋遵是什翼犍之孙、拓跋珪从弟，故而鄱恢称珪为遵的“贤兄”。若就部族传统下拓跋直勤（宗室)之间的平等地位而言，这样称呼并无不妥。可是，当正在迈向帝业的拓跋珪觉察出东晋仍旧以部落君长待之时，自然不免震怒。拓跋珪既然要以对等的地位与东晋打交道，就不能沿用西晋封授的代王之号，而要议定一个新国号。

　　崔宏建议以魏为国号，给出了四点理由。其一，“登国之初，改代曰魏”。上文已经指出，这件事很可疑，不足信据。其二，“慕容永亦奉进魏土”。田余庆先生认为这是“虚词而已，并无实事”，“所谓魏土，即指闻喜、长子”，亦即西燕之土。若依田先生之说，慕容永“奉进魏土”等于是西燕向拓跋部称臣，令人难以置信。我们认为，“魏土”指河北南部，也就是后燕的领土。“慕容永亦奉进魏土”，可能是指西燕曾建议与拓跋部联合攻打后燕。登国六年，拓跋珪在后燕的帮助下扫平对手，其后背弃后燕，转与后燕的死敌西燕结盟。西燕直接面临后燕的军事压力，提议与拓跋部联兵也在情理之中。其三，“夫‘魏’者大名，神州之上国”，说的是龙兴于邺城的曹魏。这也印证，只有在拓跋部占领邺城之后，才有可能以魏为国号。以魏为国号也是在宣示自己是河北的主人。“神州之上国”一语殊堪玩味。这句话满足了拓跋珪追求帝业的野心，恰与“贤兄”一语之寒酸形成了鲜明对比。其四，“斯乃革命之征验，利见之玄符也”。这是说以魏为国号，又与符谶相应。对此楼劲先生有论，敬请参看。魏的国号起初主要在外交场合使用，史称“于是四方宾王之贡，咸称大魏矣”。

　　值得玩味的是，就在改国号为魏的次月，拓跋珪迁都平城。平城在盛乐东南，地处桑干河流域，尽管与河北的交通更为便利，但毕竟仍在代北。何德章先生指出，北魏天兴初年（公元398—404年)创立的“一系列有限的汉化制度”不过持续数年，在天赐二年（公元405年)又“被鲜卑旧制完全取代”，此后“北魏政权长期将政治的重心置于阴山南北草原地区”。要之，以魏为国号与定都于代北，呈现出北魏开国之际相对保守的政治基调及其张力。  

　　四 结语

　　通过上文的论证可知，《魏书》对北魏开国史的记载有多处造伪。这显然出自拓跋珪的授意。为了隐藏他的身世，掩盖早年经历与创业历程中的种种屈辱，拓跋珪对北魏开国的经过以及拓跋君长的世系做了不同程度的重构。

　　需要说明的是，对《魏书》所记北魏开国史真实性的质疑并非自本文发轫。清人钱大昕已经注意到《晋书·载记》的迥异记载，认为是“《魏史》讳而不言”。清人王鸣盛对《魏书·序纪》所记载的拓跋历代君长的名单提出质疑，怀疑其中的多数“皆道武时所追撰”。这些都是对具体细节的质疑。周一良、李凭二位先生依据《宋书》《南齐书》以及《晋书·载记》的零星记载，对前秦灭代的经过、拓跋珪的身世以及早年经历等问题做了深入系统的考证，直接冲击了《魏书》的叙事框架。有不少学者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周、李之说，也可以说是在不同程度上对《魏书》相应记载的真实性有所质疑。本文在二位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又对相关问题作了进一步考订，填补了若干细节空白，提供了一份相对完整的拓跋珪的创业经历。本文还指出，拓跋珪本是慕容垂在代北地区扶植的代理人，这是后燕屡屡对他施以援手的真正原因。

　　不过，周、李二位先生所质疑的仅限于拓跋珪的身世与经历，并未涉及北魏初年的制度建设问题。而探究后一问题的学者，又往往对《魏书》的记载深信不疑。可是，《魏书》记载的登国元年四月“改代曰魏”之事着实令人费解，现有的种种解释又总是不能让人满意。其实，通过破解拓跋珪的身世之谜，不难发现，《魏书》中有多处曲笔甚至捏造的痕迹。国号问题尽管与拓跋珪的生平经历无关，却是攸关北魏与东晋之间关系、地位的大事。在涉及名分尊卑的问题上，拓跋珪完全有可能造伪。为了论证这一点，本文对相关历史背景做了细致的梳理。尽管本文的质疑未必可以定谳，但仍是不容忽视与回避的。此外，多数研究者未曾注意到，桓帝并未做过拓跋部的可汗，本是没有资格进入拓跋帝系的。我们认为，拓跋珪之所以把桓帝拉入帝系，是为了掩饰收继婚的旧俗。这就与他本人的身世有关了。先行研究往往将天兴元年拓跋珪“追尊成帝已下及后号谥”视作他对拓跋早期历史的如实记录，从而忽视了其中基于现实目的而重构的因素。

　　在文章的结尾，我们还要延伸出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即北族王朝开国史的造伪现象。北族王朝开国史的造伪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人物关系的造伪，另一类是对开国史事的造伪。前一类造伪主要是针对祖先世系及家庭关系，目的是论证开国之君的政治合法性，例如十六国时期的屠各部首领将自己塑造为匈奴南单于的后裔。后一类造伪主要是对开国历程的篡改，除了粉饰美化之外，还体现在对开国年代的篡改上。所谓开国年代，包括何时建元、称帝、立国号等。上文讨论的北魏国号问题也可归入其中。

　　刘浦江先生对辽、金二朝的开国年代问题做过细致入微的讨论。先看辽代。按照《辽史》的记载，耶律阿保机在公元907年称帝建国，在公元916年建元神册。不过多数学者认为，阿保机在公元907年只是成为契丹可汗，至公元916年才称帝建元，建立大契丹国。再看金代。按照《金史》的记载，完颜阿骨打在公元1115年称帝，建元收国，国号大金。可是据刘浦江先生考证，阿骨打建国的真实时间要在两三年后，最初的国号是女真，收国年号原本并不存在，乃是史官的追述。也就是说，辽、金二朝的开国年代都被人为提前了。《辽史》和《金史》的记载分别承袭自两代国史。辽、金国史所要掩盖的对象又有所不同。辽代国史所掩盖的主要是内部的因素。契丹政治体向国家阶段的攀升有一个过程，阿保机从夺取汗位到建立帝业也有一个过程。可是在《辽史》中却呈现为一蹴而就，这就容易掩盖掉其中的种种阴谋与血腥。金代国史所掩盖的主要是外部的关系。刘浦江先生揭示，阿骨打在起兵之初并无取代辽朝的野心，而是不断试图获得辽朝的册封。把开国年代提前，正是为了掩盖那段寻求妥协的经历。

　　开国年代的提前乃至对开国史的篡改，绝不是北族王朝的专利。例如朱元璋称吴国公的时间，《明太祖实录》记在公元1356年，明初俞本的《纪事录》却记在公元1361年。据李新峰先生考证，《纪事录》所记属实。《明实录》之所以要把称吴国公的年代提前，是为了掩盖朱元璋曾经臣属于龙凤政权的事实。对历代王朝开国史中的造伪之处做个案研究与综合比较，是一项值得深入的课题。